在訪問完提供 LGBT+ 青少年庇護的 띵동（叮咚）與倡議法律改革的 행동하는성소수자인권연대（行動的性少數者人權連帶）後，我們的視線轉向另一個戰場：體制內的政治參與，以及在韓國文化脈絡中，如何讓性別倡議得以實踐。

走進麻浦區議會，與公開出櫃的車海榮議員對談時，我們討論到如何在政黨體系中爭取發聲，以及如何在保守的社會結構中維護性別政治的正當性。來到首爾酷兒文化節組織委員會（英文縮寫 SQCF），則看見另一種倡議的可能——藉由文化行動、議題溝通與民眾動員，在首爾撐起一塊 LGBT+ 群體的公共場域。

從社運現場到政治議場

在韓國的政治體系中，車海榮議員是罕見的存在。她是韓國極少數公開出櫃的政治人物，也是在保守及反同勢力下推動性別平權的實踐者。

早在 2009 年至 2011 年間，車議員便以志工身分參與首爾酷兒遊行的籌備，2013 年起更進一步投入青年政策的倡議活動。她回憶，當初提出「禁止徵才條件中出現性別限制」的倡議時，深切感受到：沒有政治權力的社運工作者，在制度內往往寸步難行。

此種經驗成為她參政的起點。2018 年左右，車海榮議員觀察到首爾政府對 LGBT+ 青少年的政策幾近消極，於是更堅定自己「必須成為制度的一部分」。2022 年車議員順利當選，她坦言自己是「不小心出櫃的」，當初在替總統候選人助選、討論《反歧視法》時，對方的言談和提問意外揭露了她的性傾向。「從那時候開始，媒體大肆報導我是一位同性戀政治人物。不過，我也沒有退縮。」

車海榮議員形容自己的政治策略為「適度低調、穩健前進」——面對保守勢力，她會強調自己也是天主教徒、同樣信仰上帝；政策論述上，則以「國民權益」作為主軸，淡化 LGBT+ 的特定標籤。例如，車議員支持的健保改革，不以「性多樣社群（LGBT+）權利」為論述框架，而是強調「所有韓國國民皆應平等享有健保」。

然而，車議員並未忽視社會氛圍的敵意。「我剛當選時，有居民希望我不要提到 LGBT+ 議題，甚至連『性少數』這個詞都不要說，而應改用『那個』代稱。」語言的遮蔽本身，顯示出韓國文化脈絡下，連 LGBT+ 相關指稱都不可端上檯面的現實。

在韓國，宗教（尤其基督教保守勢力）對於性別議題具有壓倒性的影響力。從 2014 年首爾市政府制定《反歧視法》草案開始，即引發基督教團體的激烈反彈。保守團體不但動員市民抗議，更直接向市長陳情，最終導致包含性傾向相關條文的草案被全數撤回。

當問起媒體能見度是否能改善性多樣社群的處境時，車議員抱持謹慎態度。她指出：「2000 年洪錫天出櫃引發社會關注，也有電視劇《王的男人》這樣的作品，但這些討論並沒有真的為政策改變帶來實質影響。」即使現今網路社群、新聞媒體上 LGBT+ 題材日增，仍缺乏將文化影響力轉化成制度改革的關鍵契機。

從性多樣社群的身分到加入制度體系的政治行動，車海榮議員選了一條不張揚、也不退讓的路。她強調，不希望自己被定義成「LGBT+ 議員」，而期許自己成為「為人民生活福祉努力的民意代表」。

首爾酷兒文化節的運動實踐

若說車海榮議員是制度內的游擊者，那麼首爾酷兒文化節組織委員會（SQCF），則是在制度外，以群體動員進行公眾溝通的行動者。2025 年，首爾酷兒文化節邁入第 26 屆，從一開始不被理解、遭主流媒體刻意迴避，到如今吸引 17 萬人走上街頭，其存在本身，正是對於韓國保守結構最具體的反詰。

關於組織及活動命名，SQCF 成員指出，相較西方社會已習慣使用的「LGBT+」、「同志」或「性少數」等詞彙，「酷兒」在韓國語境中更能涵蓋廣泛的身分經驗，也更呼應那些尚未或不願被具體命名的性別位置。

遊行主題口號的設定，除了影響對外的溝通策略，同時也形塑社群內的動員號召。早期常見包含「打破框架」、「走出舒適圈」、「與社會連結」等意涵的口號，目的在於凝聚力量、鼓舞士氣。然而，隨社會氛圍轉變，社群的能動性與公共能見度已有所提升，主題設定因此有了更多可能性。近年的主題口號，更多的是提出前瞻性願景，藉以療癒、安慰 LGBT+ 族群。

遊行當日的運作有條不紊。清晨 1 點開始搭建場地、早上 6 點架好舞台、8 點設完攤位，直至中午全部整備完成，短短數小時內完成上百項作業。志工團隊則由 160 名成員組成，分成「現場」與「籌備」兩組，有經驗的志工可獲得更高的職位與決策權，並擁有專屬紀念服飾或徽章等象徵性物品，這些都是 SQCF 穩固志工動能、鼓勵參與的制度設計。

不過，正因影響力逐年上升，首爾酷兒文化節也成為保守勢力重點打擊的對象。早年保守團體會直接闖入活動現場干擾，近年來則轉為場外的集會抗議；社群平台上的部分惡意留言，也造成組委會的心理壓力。對此，SQCF 採取「選擇性回應」：公開頁面上的攻擊留言會直接檢舉，匿名平台則視狀況而定，「與其花時間反駁，我們更專注於推動自己的活動與論述。」

首爾酷兒文化節組織委員會也在制度壓迫下，不斷調整申請場地的攻防戰術。例如，首爾市政府設有場地申請審議委員會，由市長親自遴選的市民委員主導，但這些委員多為保守派。為了搶下首爾市政廳廣場作為遊行場地，SQCF 不得不與保守團體「競標」公共空間，此「場地之爭」不但象徵政治空間的分配，也反映出性多樣群體在韓國社會的存續難題。

組織分工方面，SQCF 分成理事會、酷兒遊行組、媒體組、電影節組、翻譯組、計畫組六大類別，大部分皆為志工。「每一屆活動結束後，我們會花將近 2 個月進行結案與檢討，年末就開始準備下一屆，幾乎沒有真正的休息。」

臺灣同志遊行與首爾酷兒遊行自近年開始交流，在議題策略、組織動員、攻擊反制等層面皆有互補與啟發。SQCF 明言，期待未來能有更多深度的合作，「讓亞洲 LGBT+ 的聲音，成為跨國對話、相互支援的基礎。」